徐诺金：拿投资和改革来稳定经济增长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网       发布日期：2014-12-16 12:00:00    点击：312次

       高储蓄、高投资以及由此产生的高增长是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还是中国优势？虽然投资存在效率下降、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等问题，但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且消费不能有效拉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投资仍然是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

　　新供给五十人论坛成员徐诺金博士是较早提出“高投资是由中国的高储蓄作为支撑”这一判断的经济学家。在徐诺金看来：中国优势源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和人口结构变化特有的人口红利带来的高储蓄，以及高储蓄支撑下的高投资造就的经济高增长奇迹，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三高优势”。

　　中国的这种“三高优势”正在减弱，但仍然存在并且还有挖掘和利用的空间。

　　不能忽视经济增长和投资

　　经济观察报：中国经济正处于换挡期，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您认为如何保证明年经济不突破底线？

　　徐诺金：中国经济除了4万亿政策后出现短暂的快速回升外，2010年以来，经济整体呈现向下趋势。经济增长速度从2010年的10.4%一路下行，先后从10%降至9%，再从9%降至8%，现又从8%降至逼近7%的保底红线。目前，经济走势整体仍呈较大的下行压力。

　　经济下行的压力不仅反映在经济增长速度还反映在投资、消费、进出口等总量指标以及财政税收、企业效益、居民收入等效益指标上，而且已非常明显和直接地集中反映到金融领域。中国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回落至中高速，这一过程中应该避免经济出现过快下滑，所以要保证经济平稳换挡，明年的经济增速不应该低于7%。

　　经济观察报：当前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徐诺金：中国经济学界关于过去30年的高增长主要依托于高投资，有这样一种认识：依托高投资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主张扩大消费驱动增长；同时这种高增长带来了高污染，主张速度慢下来，保护好环境。这些看法目前已严重影响到中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经济从过去30多年年均近10%的增长一路下行到目前的7.5%左右，连下四个台阶(10%→9%→8%→7.5%)，且仍面临继续下探7%的压力，究其原因，就是我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对“投资”的基本性质和投资与消费及增长的关系认识不足。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很多，主要因素有劳动力、资本、技术、制度，其中最核心的因素就是资本即投资。要重视稳投资的重要性，充分认识投资在“稳增长”中的关键作用。没有稳定的投资就无法保证经济平稳运行。

　　经济观察报：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可以依靠的优势是什么？

　　徐诺金：目前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高储蓄、高投资以及由此产生的高增长是中国问题而不是中国的优势。其实，中国经济从改革开放以来从年均近10%的增速一路下滑到7.5%左右，虽有经济转型的内在原因，但我们对高储蓄和高投资优势的忽视，是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我们应该看到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是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难得的优势，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三高优势”正在逐渐减弱：一是高储蓄优势正在减弱，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在2008年见顶(53.02%)，此后逐渐下降；二是高投资下降，2010年至2013年从24.5%降到19.6%，2014年前三季度更进一步降至16.1%；三是高经济增速不断下滑，近年来，中国经济连下四个台阶10%→9%→8%→7%。2003年-2007年中国连续五年保持10%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

　　但中国经济增长的优势并未消失，中国经济仍有较快增长的潜力。一是体制红利仍有潜力可挖掘，二是人口红利仍有从总量转向结构和质量的空间，三是中国经济的市场潜力巨大，四是目前还有相当部分的储蓄资源在闲置或低效使用的状态。

　　把高储蓄转化为有效投资

　　经济观察报：中国的高储蓄从何而来？高储蓄率是否会影响实际消费？

　　徐诺金：直到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经济总体上还是处于消费率太高、储蓄不足、储蓄满足不了投资需要的状态。改革开放之后，伴随国民收入快速增长和居民消费的大幅提高，储蓄率也呈现出上升趋势。

　　具体看有两个主要因素：第一个是改革开放释放的巨大制度红利。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改革、价格体制改革、劳动力市场形成、住房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加入世贸组织[微博]等制度红利不断释放，制约生产力发展的瓶颈被一个个打破，居民储蓄率随着收入增加和边际消费率的下降呈上升趋势，企业和政府储蓄随着企业制度改革和政府财税体制改革的成功而快速增长。第二个是中国独有的人口红利。改革开放刚好遇上了中国人口红利的集中释放期和计划生育改革实施后人口抚养比的快速下降期。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人的一生可以分为净消费期和净储蓄期。在劳动年龄阶段为净储蓄期，在幼年和老龄时期一般为净消费期。因此随着一国人口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上升，往往会出现储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的现象。

　　经济观察报：从今年前三季度的“三驾马车”来看，消费提升了0.1个百分点，投资下降了1.2个百分点，把储蓄转化为投资有哪些有效途径？

　　徐诺金：中国的高投资源于中国高储蓄的有力支撑，它既是中国经济加快发展的有利条件，也是实现宏观经济平衡的内在要求和客观需要。但储蓄率与投资率缺口扩大是近几年来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

　　2001年中国的投资率为36.5%，储蓄率为38.6%，投资率与储蓄率的缺口为2.1%，但到了2007年，投资率达到41.2%，储蓄率上升至51%，投资率与储蓄率的缺口扩大至8.9%。正是由于国内投资率与储蓄率缺口的扩大，中国经济走上了外贸依赖型道路，导致了外贸顺差过大和外汇储备过多。外部失衡进一步导致了内部失衡，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等问题都因此而来。要使这些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就必须将社会的储蓄资源充分有效地转化为国内的投资，从而达到宏观经济的内部和外部平衡。

　　把高储蓄资源充分有效地用于国内投资是十分必要的，近年来，随着住房公积金制度、医疗、就业、养老等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以各种基金、保险形态存在和累积起来的储蓄资源非常丰富。这些丰富的储蓄是人口红利的表现，如果不能充分有效地转化投资形成资本存量，对未来形成有效的物质保障，经济和社会将会陷入人口老龄化的诸多问题和跨代失衡。

　　经济观察报：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来说，投资是平衡中国人口红利与负债的最好办法？

　　徐诺金：中国还存在一个从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平衡的角度看待扩大投资重要性的问题。由于中国目前的高储蓄优势源自人口红利，这种红利相对人口老龄化的未来，是一种负债。如何实现这种人口红利与负债的平衡，一般来说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养儿养老的传统平衡方式；第二种是把人口红利储蓄借给外国，形成外汇储备和国外投资；第三种是将国内储蓄转化为国内投资，最大限度的促进储蓄充分有效地向投资转化，即通过投资形成资本存量，增加未来的供给，为人口老龄化做准备。因为投资是未来的供给，可以增加未来消费应对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转化。从中国的情况来看，第三种方式是最符合国情的，是实现我国人口红利与负债平衡的最好方式。

　　警惕金融风险

　　经济观察报：4万亿期间，有不少投资涌向了落后产能，如何看待过度投资和低效投资？

　　徐诺金：中国经济之所以出现流动性过剩和货币政策被迫对冲紧缩的困境，实质问题在于投资不足，存在投资小于储蓄的过剩缺口。因此，在这一过程出现的所谓“产能过剩”，实质上是一种由于投资不足而引发的与投资密切相关产业领域里的相对过剩。

　　当然，从经济的实际情况来看，一些高能耗又投资相对集中的行业确实面临需要淘汰过剩产能的局面。这些过剩产能有一个共同特征，都是在各种政策刺激和地方政府驱动下不断扩张，这也是中国式的产能过剩。与此同时，由于投资布局不合理，也出现了投资效率过低的问题。但上述问题都是投资实际操作中出现的偏差需要及时纠正，不能因噎废食。优化投资的相关举措已经陆续展开，其中简化和减少投资的行政审批就是今年政府的一个不小动作，此外也加强了对地方政府投资的监督和监管，提高政府投资的公开性和透明性。

　　优化投资主体，让市场在投资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而不是简单地放弃投资。实际上，资金流入哪个行业反映的是市场本身的结构需求，因此从政府角度来看，要引导需求不是强制切断融资来源，不是一纸文件禁止某个行业发展，而是引导需求。以地方融资平台为例，融资平台的风险应该由银行来控制，如果还是以过去简单的行政思维来管理地方债务，最终牺牲的还是实体经济。

　　经济观察报：企业高债务以及由此引发的银行坏账率上升引发关注，是否会对金融系统造成风险？

　　徐诺金：2013年曾出现民间借贷风波，所反映出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担保链上的连锁反应，二是民间借贷风险向银行传导压力增长，三是逃跑企业都是互相联保，资金链条断裂后影响了正常经营的企业。这也会导致银行的不良资产反弹，银监会统计的2013年四季度不良贷款余额季度环比上升4.9%。

　　总体上看中国的金融运行目前是平稳的，金融风险总体上仍是可控的，但金融运行的变化往往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和突发性，先是表现为苗头性的、累积性的，一旦有脆弱环节引爆，就会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当前，应该对金融领域风险给予充分的重视并做好准备，这对“稳增长”来说也十分重要。

　　经济观察报：对于现在普遍关注的实体经济融资困难，11月的不对称降息作用是否明显？

　　徐诺金：一方面是企业融资成本高一直存在，但另一方面又存在高储蓄和流动性过剩的问题，这是个中国经济持续面临的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首先要充分把储蓄资源利用好，当然整个政策都要配套，怎样引导长期投资成本的下降，给市场投资一个3到5年的非常明确的预期，这样投资才不是短期的。如果政策长期走向不明确，市场也不知道往哪走，也会导致银行惜贷。

　　不对称降息是央行[微博]很及时地传递出一个引导市场、稳定经济增长的信号，这对于当前的经济是十分必要的。从实际的效果来看，应该说这次一次的降息更重要的作用是引导预期。

　　调控新思路

　　经济观察报：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兼顾很多指标，特别是既要保证经济有效率地发展又要维持必要的经济增速，明年的货币和财税政策会有哪些变化？

　　徐诺金：明年宏观政策调整的重点应该还是在财税政策上。对于中国经济来说，财政的优势是结构比较稳健、债务负担相对比较轻，这也反应出市场投资的积极性很高。对比来看，一些发达国家的巨额赤字主要是由于经济体缺乏投资意愿，所以才要用国家的钱去弥补市场不足。中国可以通过金融杠杆来启动市场，引导经济发展，因此就不需要过度扩张财政赤字。财税政策的重点不是提高赤字而是降税，降税的主要目的还是继续运用市场的力量，降低税收负担，提高企业盈利能力，鼓励市场进行自身调整，完全市场化办法。这是一个短期有效、长期有益的举措。

　　经济观察报：2015年保证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要进行哪些层面的改革？

　　徐诺金：“稳增长”的三大支柱是：重视增长、投资和改革。重视增长就是要充分认识到经济保持必要增速的重要性，投资则是经济稳增长的重要依靠，改革则是优化投资、调整经济结构的前提和必要手段。
　　首先，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通过提高金融体系配置资源的效率，促进高储蓄向高投资的转化。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完善金融体系及其功能，提高金融在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过程中的效率。如针对储蓄率高、长期储蓄资源丰富的特点，应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开发利用长期投资工具，如股权融资，发行30-50年期长期国债、地方债等融资工具，使各种长期储蓄都能配置到长期基础设施建设中去。

　　其次，要加快投资体制改革，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简政放权、权责对等是投资体制改革的核心。简政放权，就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把该管的事务管好，把该放的权力放掉。凡是市场能干的就交给市场干，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

　　第三，要围绕农民和农民工市民化，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扩大和用好投资。围绕农民工转型的需要去扩大投资发展经济，可能是解决当前经济和社会问题真正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