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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合力寻找经济发展新动力
文章来源：新华网
发布日期：2015-11-23 10:15:57 点击：580次
国际金融论坛2015年年会日前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年会汇聚100多位全球财经领袖，共同探讨“世界增长新动力”，对如何加强全球多边合作、促进基建投资、创新金融服务等全球金融改革与发展的中心议题展开深层次剖析与解读。参会的海内外嘉宾纷纷表示，对中国经济增长充满信心。
“经济全球化是真正意义下的相互依存，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大趋势，金融作为经济的核心，金融全球化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们通过国际合作，为建立一个均衡的、公平的国际金融市场而努力。”这是国际金融论坛（IFF）创始主席成思危先生生前为国际金融论坛年会所作的寄语。由IFF主办的“国际金融论坛第12届全球年会”日前在北京召开，本届年会主题为“世界增长新动力”。
“国际金融体系必须进一步促进金融可持续发展，并维护金融稳定。”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视频致辞时坦言。
参加论坛演讲的全球财经领袖还包括：IFF主席、澳大利亚第26任总理陆克文；IFF联合主席、欧洲央行前行长、30国集团主席特里谢；IFF联合主席、韩国前总理、第5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韩升洙；IFF顾问委员会主席、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IFF全面可持续发展理事会主席、新西兰前总理詹妮·希普莉；IFF基金理事会联合主席、沙特阿卜杜拉国王基金会主席图尔基亲王殿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瓦曼·卡马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候任行长金立群；IFF理事长、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IFF常务副理事长、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理事长马蔚华；全国工商联名誉主席黄孟复；IFF常务副理事长兼商业理事会主席、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陈经纬；IFF副理事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辜胜阻；IFF副理事长、北京银行董事长闫冰竹；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中国中信集团公司董事长常振明；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郑之杰；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刘士余等国内外政要、金融机构负责人及百余位专家学者。
期待中国发挥更大作用
IFF联合主席、韩国前总理、第5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韩升洙在致辞时强调，现在的国际货币制度已经难以充分反映世界经济金融的实际局面，尤其是难以充分反映目前金融创新的新态势，“所以我们绝对需要一个新的全球金融治理构架”。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行长瓦曼·卡马特也认为，目前经济复苏的路程走得如履薄冰，我们面临着一个高流动性的时代，高负债、高失业率始终掣肘着经济增长的步伐。各区域经济体的政策分化，不确定性预期也使得经济增长变得格外脆弱。
不仅如此，“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影响至今仍未彻底消散。”IFF主席、澳大利亚第26任总理陆克文亦指出，地缘政治不稳定、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各大经济体的中长期宽松政策以及商品价格疲软等因素，导致世界经济的缓慢增长，共谋发展成为当务之急。
谈及货币制度，IFF顾问委员会主席、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表示，现行的国际金融秩序和经济治理体系亟需调整，世界的繁荣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务实的、和谐的制度体系。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是，提高中国的参与度，增强相互之间的信任。
IFF学术委员、加拿大前财政副部长温迪·多布森强调，要确保金融部门在支持和助推实体经济的发展中发挥作用。
“确实，金融的改革，能够形成更加市场化的定价，同时也促进更加高效的资金的分配，但是在此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制度性地引导资源投入实体经济。”多布森强调。
IFF全面可持续发展理事会主席、新西兰前总理詹妮·希普莉认为，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应该做出更多的贡献。
韩升洙谈到了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中国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制造国和出口国，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很多人都认为人民币应该用于国际贸易结算和投资。”
韩升洙认为，以美元为主宰的金融体制可能是2009年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之一，如果人民币真的能成为国际币种，以中国强大的经济为基础，可以大大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尤其是对于低中收入国家和新兴市场很有帮助。“丝路基金、亚投行、金砖国家开放银行，以及上合组织融资机构等都将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包容发展，公平发展，维护国际金融秩序的重要平台。”
鸠山由纪夫认为，中日双方应加强合作，通过贸易投资和货币方面的合作来扩大亚洲的中产阶级，构建诸如“东亚大会”这样的多边组织，打造东亚共同体，推动东亚各国的广泛合作。
事实上，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过后，发达国家经济复苏艰难曲折，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速放缓成为当今国际经济的常态。IFF新任理事长、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认为，面对世界政治、经济及科技的持续调整和冲击，加强多边合作、创新金融服务、发展实体经济成为全球金融改革和发展的中心议题。
中国经济增速意义重大
IFF联合主席、欧洲中央银行前行长特里谢表示，中国经济增长在预计内相应放缓，不仅符合中国的战略方针，也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这将调整中国经济结构平衡，从由对外贸易拉动转为由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特别是国内消费将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这符合中国宣布的政策方针。
瓦曼·卡马特认为，在复苏缓慢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及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就是全球经济复苏的希望。
虽然全球经济还在持续恶化，但是新兴经济体并没有进入停滞状态，仍有很多发展机会。韩升洙认为，新兴经济体可以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刺激投资，创造就业岗位和推动经济；同时继续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放松对人才市场的管制，进一步让市场主导资源配置。
陆克文表示，如果没有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量，全球经济将更加低迷。他赞同中国经济未来增速的理性判断在6.5%至7%之间。
但是，鸠山由纪夫认为，中国经济正步入新常态，不应一味追求过快的增速，应降低对出口的依赖，追求可持续发展，以改革促增长，并出台更多政策来提升经济活跃度。
韩升洙认为，中国未来应重点考虑五个领域的金融改革：第一，货币政策框架从数量型调控为主转向以价格调控型为主，进一步发挥利率的市场调节作用。第二，加强金融监管，不断完善金融机构退出机制，同时打破理财产品的刚性兑付，让投资者风险自担。第三，推动资本市场发展，一方面可以为企业提供更多的资金来源，另一方面可以丰富投资渠道。第四，增强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第五，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尤其要进一步减少对跨境组合投资的限制。
值得一提的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11月9日的经济形势专家企业负责人座谈会上再次强调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意义。“横向看，IMF和世界贸易组织都明确，今年全球GDP增长预期和全球贸易额都处于2008年以来最低值。纵向看，我们现在的增速是建立在10万亿美元高基数上的，今年GDP增长1%的增量，相当于5年前增长1.5%、10年前增长2.6%。事实上，这两年我们的增速虽然在放缓，但增量的绝对值却一直在增加。如果能持续保持这样的势头，就是很了不起的成绩。”
事实上，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新旧转型确实面临艰难挑战。陆克文认为，要从出口、投资的发展模式转向服务业拉动是很难的，中国的转型遇上了近35年来最差的外界因素，但这种转型极为必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坦言，自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至今，中国是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如果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世界经济发展可能会面临另外一场意想不到的挑战。
不过，中国经济如果在“十三五”规划期间达到6.5%以上的增速，那么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每年仍然会维持在30%左右。林毅夫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中国仍然会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增长新动力来自何方
“中国已经在电商和在全球的经济金融治理中扮演领航者的角色，中国的‘互联网+’战略潜力无限，将推动中国继续创造奇迹。”詹妮·希普莉认为，互联网已全方位地影响着各行各业，电子商务正深刻改变国际贸易和全球金融格局，世界需要一个电子世贸组织，即E-WTO。
在技术层面，从互联网发展到移动互联网，网络已经从获取信息的窗口变成了驱动生活的引擎。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部总经理侯本旗指出，未来大型商业机构的竞争，是产品和服务的竞争，但更是平台的竞争。另外是体验，怎么样把事情做得简单。第三个是怎么做用户。最重要的事情不是为客户着想，而是用客户的眼睛来看世界，来理解成本和服务。
IFF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沈联涛认为，目前中国存在经济增长放缓的压力，但实际上最大的问题是企业杠杆率太高，全要素生产率（TFP）不足，过剩企业、污染企业在争夺创新经济企业的资源，提升TFP的唯一出路就是创新，可以通过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促进创新创业。
展望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林毅夫认为在“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更多的需要依靠内需。但是，应该以消费拉动，还是以投资拉动内需，在国内和国际有很多的争议。
国际上很多人认为，中国过去以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所以中国应该改为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林毅夫并不赞同这种看法。他认为：“消费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当然重要。但是，要维持消费长期持续增长的前提是收入必须不断的提高。而要提高收入，一方面要靠现有的产业技术不断创新，不断地出现附加值越来越高的新产业，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交易费用需要不断地下降，要下降交易费用就必须不断地完善各种基础设施的建设。但是不管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或基础设施的完善都是需要依靠投资的。”
林毅夫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还是必须依靠投资，同时改善投资的效率和质量。
“中国目前具有很好经济回报的投资机会主要有三个：第一，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投资。过去中国主要是城市间的基础设施，如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飞机场和港口等，其实中国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建设严重不足，如地上铁路、地下管网等；第二，环境投资。污染是中国目前环境难题中亟待解决的重点，要治理污染，就必须在环保上进行大量投资；第三，城镇化投资。中国目前城镇化率是54%，成为高收入国家，城镇化率要达到80%以上，所以需要在住房以及住房相关的基础设施等方面进行投资。”林毅夫表示。
“需求疲软、恶性货币贬值、居高不下的债务水平，还有不稳定的资本市场。”澳大利亚Startfort投资董事长Kenneth Courtis坦言，这就是我们目前面对的现实。“现在亚洲不可能再依赖世界其他地区的增长来推动自己的发展。但是亚洲的很多国家仍然有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空间，比如中国仍然有大量空间进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新兴市场还有大量的外汇储备来进行缓冲。然而随着进出口的下降，这些外汇储备也在承压。那么，亚洲特别需要加强政策的协调，也需要提高基础设施和促进增长型的投资。
陆克文认为，当前世界，无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都有很大的需求。“我们需要考虑全球基建项目中的资金缺口问题，需要考虑哪些项目应该先做。一个多边组织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考虑到资金量，布雷顿森林公约仅仅是一个很小的规模。我们需要多个多边组织以及民间组织，来满足全球对基础投资的需求。”
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显现，投资持续低迷，这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郑之杰认为，当前中国人均基础设施投资存量仅相当于欧盟的三分之一，基础设施建设需更好发力。
温迪·多布森提醒称，不是所有的基础设施投资都能带来经济增长的效果，公共财政的决策需要经过战略的检验，只有高效的公共投资才可以带来良好的影响。
中国中信集团公司董事长常振明透露，中信公司在海外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一定要与当地国家匹配。主要考虑两层因素：第一，投资要有效益，企业要有利润。第二，要从长远考虑与当地经济的配合。
IFF学术委员、国际金融论坛研究院副院长、世界银行资深经济学家王燕指出，中国对非基础建设投资解决了非洲发展瓶颈。利用贸易和金融的连接作为贷款融资，用未来产品的收入作抵押，变成贷款，将完全分割的两个供应链，连接成一个供应链，减少了项目融资成本，提升了多年资源开采效果。
工商银行、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都在非洲使用过这一模式，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上该模式具有很大的前途。“这种资源抵押的融资模式是一种不可追索的贷款，会带来较大的风险问题。”对此，王燕认为，这种模式需要进行法制化和公开化，得到国家会议的统一和人民的支持，防范不匹配所带来的风险。
IFF学术委员、APEC工商理事会中国代表王丽丽认为，“一带一路”的推进为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大批的基础设施建设，将为银行带来巨额的投融资业务，商业银行的参与是非常重要的。
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将加快。以人民币计价、结算、交易甚至作为储备的国家和企业会快速增加，成为加快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建设基础和动力。
多边新机构彰显增量作用
中国政府一方面着力推进国内结构性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创新促发展；另一方面提出“一带一路”开放的国际发展倡议，其目的是与亚洲乃至世界所有国家建立命运共同体，从而促进全球的和平、繁荣与合作。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候任行长金立群强调，以此为目的而发起的“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型多边开发机构，正是中国为建立更多更好的符合国际准则的开放、民主、廉洁、绿色及高效的多边国际金融开发机构而做出的实际行动。
金立群表示，亚投行不是想挑战世界银行或者亚洲开发银行，而是希望成为他们的合作伙伴，成为这些机构在未来改革与升级的助推剂。与会外国代表对此均表示理解和支持。
瓦曼·卡马特表示同意，“很多事情不能一家做，我们应该以互补的方式来进行合作。”
“新兴经济体的某些投资对商业机构和一些私营资本来说，都是一种潜在的风险，超出他们的承受能力，我们就要思考一下我们是不是要画更高的线来投资这些项目，对此我们可以设立不同的标准。”瓦曼·卡马特坦言，确实有私营资本不愿意进入一些基础设施开发的项目，因为有一些风险他们不愿意承担。有一些资本不想等15、20年再收回投资，我们就要思考如何来包装这些项目，能不能先由银行来承担初期的风险，当风险降低的时候，再把它推向市场。有一些市场的资金可能不想拖太久，这个时候就由保险供资，由养老金基金等愿意接受长周期的机构加入，这样可以找到解决风险程度和周期问题的办法。
巴基斯坦哈比银行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诺曼·达尔肯定了新兴多边开发金融机构带来的增量效果，“亚投行、金砖银行、丝路基金等新的融资机制，帮助中低收入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带来更多的融资渠道，让更多的资金能够流向基础设施建设，给巴基斯坦带来了巨大的希望。”
瓦曼·卡马特认为：“现在，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放缓，我们就有很大的资金可以去利用，只要我们推出恰当的定价和风险比的产品，就可以获得资金。”
IFF学术委员、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张红力表示，G20、亚投行、金砖银行等新兴多边金融机构以增量改革的方式为全球金融治理注入了新的活力，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亚投行、金砖银行等建设过程中，新兴多边金融机构也会给传统的金融组织变革和改革带来更多的新思路和互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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